我们回到大队吃了下午饭后，又到比较富裕的河头生产队调研。

第二次正式进山建场之时，杨汉章又来找到我。后来听说老书记不住帐篷，却硬要住在用树杈搭起的窝棚里，说是树窝棚好住、热乎。

冬天还好，即便是天气多么寒冷，但因山高太阳出得早，冻僵的身体暖和得较快一些。出发时我见老书记还背着一包行李，有个年轻人说帮他拿，老书记还是坚持要自己背。在老书记进山正式建场的头一年，大约是1987年的9月间，老书记带来十多个人。而一到雨水天，又是刮风、又是下雨，那种在深山里承受阴雨、风寒困扰的滋味才叫活受罪。当时老书记他们还在张家大坪子搭了一个军用帆布帐篷，这就算是大亮山林场最初的指挥部了。

我们急急忙忙捆好了驮子，然后就打马启程进山。东西就安放在摆田村的养老院门口。责任编辑：钱秀英 编辑：段绍飞。

善洲同志开始是地委常委，后来是副书记，再后来是地委书记。他工作时间多，就在那个地方住，家属来了没办法陪着他。而且规定大家土制产品都不能买，你拿回去的最多是一个包包、一个笔记本，有时候对方可能给你发一支笔，就算奢侈品了。他把这作为自己人生标准，所以善洲同志始终是一个踏踏实实，对事、对人公正公平的人，用最初的信念坚定政治品格、用初始的心态坚守公仆情怀，忠实履行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。

所以，保山范围所有的地方，他没有去过的太少了。在联系群众方面，善洲同志经常和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他觉得这样才能体验到群众的疾苦，了解下面真实的情况，工作才没有盲目性。

另外，他坚守着共产党员的作风和领导干部的纪律，经得住考验。到街道工作一段时间，又调到公安局工作。有时候他回家，我很担心，因为他是地委领导，我作为秘书，工作上需要考虑他的安全问题。1971年11月调入保山地委工作，先后任保山地委办秘书科副科长、保山地区公安处政治处副主任、保山地区公安处外管科科长等。

第三，他不贪小便宜，碰到任何人情、贿赂之类的，他都一口拒绝，从来没有违反过原则规矩。我跟善洲老书记共事多年，杨善洲爱党爱民，不仅体现在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这样的大事上，还体现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。聊了不大一会儿，我们就去栽秧去了。我当时三十多岁，从1957年就工作了，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了，加上我有三个孩子，爱人在家里比较忙，娃娃在读书，我还要照顾家庭，没有时间去拿文凭了，我就在实践当中来学习提升自己。

我带她去医院看了病，抓了中药，西药也拿一点，上午去人民医院看了以后回到办公室，杨善洲对他爱人说：下午你就回去吧。我说：善洲同志常常这样，作息没有规律，我们这些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习惯了，见怪不怪了。

善洲同志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让人去老家，他老家的地址，也不随便告诉你。我们两人从昆明开完会回来，就是下乡。

采访组：你们下乡的情形是怎样的？祝正光：从勤俭的角度，善洲同志随时随地亲身体现。善洲首先做到不要群众一点好处，不沾公家一点便宜。我在保山地委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大部分从事秘书工作，期间我主动报名到大公社去搞农业，去了大概两年多，然后地委成立一个工作组，我加入后一直到工作组撤销，最后回办公室给善洲同志当秘书。如果老乡给买了一箱水果，也不能要，买什么其他好吃的，不允许带，即便家里有娃娃，也不能带人家送的东西回去，任何场合都是这样。杨善洲同志当年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，您也在地委里边工作，而且是待的时间较长的一位，请您谈谈那个时候的情况。我们到乡下，基本都是到农舍里面去住，到县里面就是住招待所，从来都不计较什么，不考虑住得怎么体面怎么样舒服。

第一，在组织上，这个人忠于党、忠于人民、忠于自己的事业。到下面的时候人家给什么东西，他是不要的。

在我在职的时候，这好像就是他爱人来过的唯一的一次了。我说善洲同志要回家，请你们联系一下当地派出所，别直接去打扰他，但要注意情况，如果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有责任的，包括地委领导和其他同志，都是有责任的。

后来老书记生病，我记得他爱人来看过他，但是就只有那一次看过了，其他就没有了。采访组：苏启华、王发智、李瑞国、周波、杨虹采访日期：2021年9月15日采访组：祝正光同志，您好。

杨善洲同志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，到昆明开会，当年的交通条件有限，乘坐小车也必须在途中歇宿一个晚上。我当时是在办公室做秘书工作，负责常委的记录和文件档案。他形成了个习惯，不是早走赶祥云，就是中午出发住永平，一般不在下关歇宿，因为到下关得住苍山饭店、洱海宾馆，费用高，他不舍得花老百姓的钱。到农村下乡、在保山开会、到省里出差、我一直跟着他。

等吃了中午饭，善洲说要休息一下，我们两个被安排住在一间小楼头上，到两点钟再去田里。比如我们出差，随身器具带一点，鞋子带上两双，就是这样简单了。

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比如说到县上乡上，要栽秧的时候我们就栽秧，种包谷的时候就种包谷，要收成的时候就帮忙收获。采访组：从平常您看到的来讲，善洲同志作为一名地委书记，他的工作主要有哪些？祝正光：工作的大多时间，就是下基层。

我说：情况有变化，善洲同志说外面电器太响了，他睡不着觉，醒了，我们就来栽秧了。大部分时间，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下乡，修公路、修水利、种包谷、栽秧、种果树、种胡椒等农作物。

那位领导说：以后发生这类事情还是要跟我们讲一下，要不书记的行踪我们都不知道。采访组：您觉得杨善洲是怎样的一个人？祝正光：从一开始接触，到后来十多年时间里，善洲同志，我觉得他是本本分分的人。当年栽秧是夏季的主要工作，一个县委的县委书记、县长、人大主任、贫协主席都去栽秧，协助生产队完成工作。后来我就说：善洲同志，你爱人在家病了那么长时间，好不容易见到你，来了就叫她走，拿了药了就回去了，走掉了不好，玩一两天再走。

一个月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都是跟着他跑，直到老书记退居二线之后，我才走的，才离开地委大院。因为我学历是小学毕业，善洲同志关心我的学习，组织上发了一个文件，叫我进党校学习，尽力拿个文凭。

若我们在基层住下了，一住就住十天八天，在坝子上给他们栽秧就连续要栽三四天。采访对象：祝正光，保山市隆阳区人。

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到基层后，从早上就栽起种苗，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。他就说：小祝，你带着她去医院看看病，检查检查，你多熟悉点，你去吧。